已知“神烏傅”不是“記”;從題材战內容看
发布日期: 2019-11-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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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)記一卷對《疏》中的“記一卷”,研究者有分歧的意見。一種意見認為,此“記”指《禮記》,“記一卷”當為該書籍的一部份。另一種意見認為,此“記”指本墓所出“元延二年日記”簡,是墓从生前的工做日記。研究者多持後一種意見。有人並指出,周家臺30號秦墓所出的“秦始皇三十四年暦譜”與之类似,此類陈列全年日干支並正在其下記事的簡皆應稱做“曆記”或“記”。近年來,由於正在岳麓秦簡中發現了“質日”簡,又有人提出,“質日”(“視日”)才是此類簡的实正名稱。按其說,則“元延二年日記”亦是“質日”。不過,“記一卷”是不是指本墓所出的“元延二年日記”(或稱“質日”)簡,仍有討論的餘地。《說文·言部》釋“記”:“疏也。”則“記”的本意是疏記,分條記錄。“記”可指帶有記錄性質的書籍。例如,《春秋公羊傳·僖公二年》“記曰”何休注:“記,史記也。”上文提到,有研究者認為“記一卷”應指《禮記》的一部份,其說不無根據。按《漢書》卷三〇《藝文志·六藝略·禮》:“《記》百三十一篇。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。”又《釋名·釋典藝》:“記,紀也,紀識之也。”葉德炯曰:“此《禮記》之《記》。”則《禮記》確可稱《記》。可是,同“《記》百三十一篇”比拟,本《疏》中的“記”只要“一卷”,篇幅甚小,故尚需推敲。“記”亦可指書信。例如,居延新簡E.P.T44:5:“十一月十五日為記。邑中夏君壯多問少平:食如常,人馬起居得毋有它?”敦煌懸泉漢簡II 90DXT0114(3③:610:“來者數賜記,使建奉聞中公所欲,毋恙。”可是,我們今日所見的漢代書信之實物,其文字大多簡短,常書於1漢尺長的牘板(尺牘)或縑帛(尺素),少見書於簡冊或縑帛長卷,故本《疏》中的“記一卷”不大像是書信。

  例如,《南史》卷二十三《王彧兄子奐傳》:“臺使封刀斬王彪。”(639頁)《舊唐書》卷一二三《第五琦傳》:“玄大怒,遣中使封刀促之,曰:收地不得,即斬進明之首。’”(3516—3517頁)

  正在這批簡牘中,出現了多個紀年。它們是:“永始二年”(前15年)、“永始四年”(前13年)、“元延元年”(前12年)、“元延二年”(前11年),以及“元延元年暦譜”、“元延三年蒲月暦譜”。按此,可推定尹灣6號漢墓的年代上限為成帝元延三年(前10年),當西漢晚期。成帝(前51年—前7年)即位於竟寧元年(前33年),元延三年是其正在位的第23年。回溯近60餘年的形勢,西漢帝國經歷了宣帝時的繁榮、元帝時的轉衰,此時愈衰而尚屬平穩。《漢書·成帝紀》贊曰:成帝時“公卿稱職,奏議可述,遭世承平,上下敦睦”。《漢書·食貨志》曰:“成帝時,全国亡兵革之事,號為安樂,然俗豪侈,不以畜聚為意。”從文獻記載看,永始、元延年間,除了發生於陳留郡尉氏縣的小規模叛逆和山陽郡的二百a餘鐵官徒的較大外,全国大局安靖,而這兩次騷亂亦隨後剿清。

  功曹正在群吏中的地位,今存的漢代畫像中亦有反映。例如,正在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墓壁畫的諸曹圖中,“左倉曹”、“左倉曹”、“尉曹”、“左賊曹”、“左賊曹”等皆列於壁畫的下部,屋舍較為簡單低矮,每曹內僅繪2人。唯獨“功曹”的屋舍正在諸曹的上方,不僅高峻,且外有圍欄和鼔架;其內繪多人,除从者外,还有6個随侍、陪坐者,他們的服裝顏色亦與他人分歧。此可見功曹的特殊與顯赫(見文末附圖1)。又如,正在望都1號漢墓的前室西壁的壁畫上,繪有一排坐立的,其從前至後的順序為:“

  尹灣6號漢墓的隨葬品清單中有一件《君兄節司小物疏》(YM6D13反),記錄了放正在“節司”(即“櫛笥”,梳妝用竹箱)內的師饒的梳妝物品等。據此,我們可略窺其人之樣貌一二。正在這些物品中,除了常見的“疏比”(即“梳篦”)、“鏡”、“交刀”(铰剪)等器具外,還有 “蠶”(即“簪”,頭飾)、“道”(即“導”,頭飾)、“絮”(即“帤”,頭衣)、“幘”(頭衣)、“刀帶具”、“手衣”等多種飾物。尤應指出的是,正在這些“小物”中,還包罗了脂管(盛妝脂的管)、粉橐(盛妝粉的袋子)、髪橐(盛假髮的袋子)、勳橐(即“薰橐”,盛薰喷鼻的袋子)等值得留意的化妝品,可知師饒對儀容的修飾。而另一件隨葬品清單《君兄衣物疏》(YM6D12)顯示,師饒入殮時的穿著及隨葬的衣服雖質料大多較貴,顏色卻較為素淨簡單,僅限於“白”、“早”(即“皁”,黑色)、“青”、“”(即“縹”,淡青色)、“霜”(即“緗”,淡黃色)等,未見暖色和其它明豔之色。不知此與墓从生前的爱好、身份或葬制等有否關聯,尚待進一步的考證。

  漢畫中屢見功曹等群吏乘車出行的圖像,例如,山東省嘉祥武氏祠前石室後壁橫額(第四石)畫像、前石室西壁上石畫像(即“七女報仇圖”,或稱“水陸攻戰圖”)及圖中的“門下功曹”、“功曹車”等榜題。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:《中國畫像石全集》(1)《山東漢畫像石》,山東美術出书社、河南美術出书社2000年,第41—41頁圖六一,圖版說明第20頁;第34—35頁圖五六,圖版說明第18頁。

  關於“方緹”的考證與研究,詳馬怡《尹灣漢墓遣策札記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核心编《简帛研究二〇〇二、二〇〇三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书社2005年,第268—269頁。劉洪石認為“方緹”是“包裹器物的方巾”,見劉洪石,前引文,第122頁;周羣麗認為是“淺絳色絲綢方巾”,見周羣麗,前引文,第66頁;皆非是。蔡萬進認為,“繒方緹一’並加’標識,表白這是墓从的書箱之類”,見蔡萬進,前引書,第119頁;近是。

  郡卒史的秩次凡是為百石。唯三輔“尤異”,其卒史為二百石。參嚴耕望,前引書,第114頁,第116頁。

  以今連雲港一帶為東安侯國(即譚其驤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之東海郡朐縣,參見前注)來估測。郯縣、朐縣的,見譚其驤,前引書,第19—20頁。案,1漢尺=23.1釐米,1漢里約合0.416公里。

  8)掊一“掊”,當讀為“棓”,即桮、杯,水器。《逸周書·器服》:“四棓。”朱左曾集訓校釋:“棓,讀為桮,盤盎之總名……棓與桮、杯並同。”或說此“掊”為舀水器具。《集韻·爻韻》:“掊,引取也。”《廣雅·釋詁一》:“捊,取也。”王念孫疏證:“《禮運》:汙卑而抔飲。鄭注云:抔飲,手掬之也。《說文》:今鹽官入水取鹽曰掊。義並與捊同。”正在本《疏》中,“繩杅一”與“掊一”並列,兩者可能相互有關聯,各為盛水與取水之器。此物未見於《發掘報告》。

  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墓前室南壁之畫像(局部)左上為“功曹”(見榜題),下為“左倉曹”、“左倉曹”、“尉曹”

  見《西郭寶墓衣物疏釋文》,馬怡:《西郭寳墓衣物疏所見漢代織物考》,《簡帛研究二〇〇四》,廣西師範大學出书社2006年,第257頁。

  關於師饒的經濟情況,除可據本墓的形制和隨葬的各種木器、陶器、銅器、玉器等來估量外,本墓所出簡牘中的若干資料亦可供參考。其一,貸錢文約(或係其抄文)。文曰:“

  正在居延所出漢簡中,屢見士吏(百石吏)月俸為1200錢的簡文。例如居延新簡E.P.T5:47:“五鳳四年八月奉祿簿:候一人六千,尉一人二千,士吏三人三千六百。”五鳳四年,前54年。3600錢÷3=1200錢,高於文獻的記載(600×1.5=900錢)。其缘由待考,附記於此。

  據侯旭東研究,師饒所入宿的13個傳舍中,屬於東海郡的有5個;屬於其它郡國的,有楚國5個、琅琊郡2個、城陽國1個。見侯旭東,前引文,第68頁。

  :尹灣漢墓簡牘不僅內容豐富,且含有不少關於墓从的身份和年代的消息,彌脚珍貴。木牘《君兄繒方緹中物疏》是該墓所出的一份隨葬物品清單,記錄了盛放正在書囊內的各種文具和文本。通過辨識它們,將它們與同出的簡牘、實物及相關的文獻聯繫起來,並做綜合性的调查,可進一步認識這位身為西漢郡吏的墓从,瞭解其刀筆生活生计、世界,摸索其所處的社會與時代。

  本文試將尹灣6號漢墓所出的簡牘、實物同相關的文獻資料結合起來,以簡牘所供给的墓从師饒的身份、年代的消息為座標,對其人的地区布景、官場地位、經濟程度、归天前的工做狀況以及年貌等多個方面進行探討與復原。正在此基礎上,研究了記錄其隨葬書囊內物品的清單《君兄繒方緹中物疏》。通過辨識和调查這件清單中的各種文具、文本及它們的組合,我們或可漸漸接近這位漢代郡吏,瞭解他的刀筆生活生计、世界,進而摸索他所身處的社會與時代。

  對“每五日冲凉”當若何解說?若是是每隔4天休假1天,則休假的天數占總天數的五分之一,即20%(按漢代西北邊塞的守兵為“十日輒休一日”,似是指工做9天休1天,見邢義田《漢代邊塞軍隊的給假、休沐與功勞制——讀居延新簡札記之二》,《簡帛研究》第一輯,法令出书社,1993年,第195—199頁);若是是每隔5天休假1天,則休假的天數占總天數的六分之一,即17%。從文義和後世轨制(案唐代十日一休沐)看,第二種解說似較合理。

  6)筭及衣二“筭”,用做算具的算籌。《說文·竹部》:“筭,長六寸,計歷數者。从竹从弄。言常弄乃不誤也。”《漢書》卷二一《律曆志》:“算法用竹,徑一分,長六寸,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,爲一握。”因算籌細小,數量又多,故凡是被裝入袋子。如前述,此“衣二”之“衣”,應是指盛放算籌的袋子;“二”,可能是說算籌分裝或套了兩個袋子。漢代以算籌隨葬的例子良多,如張家山247號漢墓遣策記載:“筭囊一。”可知這種盛放算籌的袋子又稱做“筭囊”。陝西千陽縣西漢墓曾出土31枚骨算籌,這些算籌盛放於絲絹囊,繋正在死者的腰部。又石家莊東漢墓的墓底中部,正在骨架之上,亦曾發現30枚骨算籌。這表白算囊可钦於腰間。漢時對基層的查核,除要求具有文字能力,會辦公治平易近、熟知律令外,還須控制計算技术。例如,西北邊塞漢簡中的候官屬吏查核名籍記載:“張掖居延甲渠塞有秩候長公乘淳于湖,中功二勞一歲四月十三日,能書、會計、治官平易近,頗知律令,文。”(居延新簡E.P.T50:14)“張掖居延甲渠塞有秩士吏公乘段卑,中勞一歲八月廿日,能書、會計、治官平易近,頗知律令,文。”(居延漢簡57.6)“肩水候官并山長公乘司馬成,中勞二歲八月十四日,能書、會計、治官平易近,頗知律令,武。”(居延漢簡13.7)可知查核的標準包罗“能書、會計、治官平易近,頗知律令”。上引簡文所涉及的吏員,除“隧長”為佐史之小吏外,“有秩候長”、“有秩士吏”皆百石吏,其秩次與東海郡卒史、功曹史師饒不异。正在本墓所出簡牘中,有不少與統計相關的公函,如《集簿》、“東海郡吏員簿”、“東海郡屬吏設置簿”、《永始四年武庫兵車器集薄》等。舉例來說,正在《集簿》裏,記載了東海郡的吏員數、卒員數、三老數、孝弟(悌)力田數、戶數、口數、高齡生齿數、提封頃畝數、種宿麥頃畝數、春種樹頃畝數、錢榖收支數等,並有不少匯總和增減的計算,頗為繁細。此中有些數字相當龐大,如“一歲諸錢入二萬萬六千六百六十四萬二千五百六錢”,“一歲諸錢出一萬萬四千五百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一”等。功曹从掌“選署功勞”,正在評定吏員的“功”與“勞”時也要進行計算。如不具有必然的計算能力,不依托算籌,恐是難以勝任此類公務的。

  5)板研一“研”,即硯。“板研”,板狀的石硯。據《發掘報告》,本墓出土了石質板研1件,其長21、寬6.5釐米。該板研放置正在木質的底座中,底座的一端无方槽,槽內有一研墨用的帶把的研子。研蓋為木胎,髹漆,以黑為底,繪朱色飛鳥、奔兔、豹等圖案。值得留意的是,西郭寶墓亦曾出土過类似的石硯,其衣物疏亦記為“板研一”。西郭寶墓的亦正在西漢之東海郡境內,其墓从生前為東海郡太守。

  門下逛徼”、“門下賊曹”、“門下吏”、“搥鼓掾”、“□□掾”。這些人應當是按位次的凹凸來陈列的,而功曹正在群中居首(見文末附圖2、3)。卒史是郡府的高档級吏員。正在漢律中,有關於卒史之員額的規定。《史記》卷一二〇《汲鄭列傳》:“(汲黯)遷為東海太守……擇丞史而任之。”《史記集解》引如淳曰:“律,太守、都尉、諸侯內史史各一人,卒史、書佐各十人。”正在文獻中,當記述或人升任卒史時, 每加“補”字。如《漢書》卷七六《趙尹韓張兩王傳》“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……(尹翁歸)除補卒史”,“(張敞)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”;卷《循吏傳》“(朱邑)遷補太守卒史”等。這些記載應都是指填補缺員。因其本有定員,故東漢時魯相乙瑛上書朝廷,特請為孔廟設百石卒史,获得桓帝的“制可”之後,乃得置此吏員。又本墓所出“東海郡吏員簿”(YM6D2)記載:“大守吏員廿七人:大守一人,秩□□□□;大守丞一人,秩六百石;卒史九人;屬五人;書佐九人;用筭佐一人;小府嗇夫一人;凡廿七人。”“卒史九人”、“書佐九人”這兩個員額與《史記集解》所引如淳曰“卒史、書佐各十人”接近。按此“東海郡吏員簿”,此中的“卒史九人”之“卒史”不大像是單純的吏職名,而像是吏員的級別名或品類名。且“卒史九人”緊排正在“大守”、“大守丞”之後,“屬”之前,該層次正與諸曹之从者的地位类似。這表白,郡府諸曹之从者應由卒史來擔任,或是次要由卒史來擔任。前文曾提到,“東海大守級”致送功曹(功曹史)師饒的謁板題做“進卒史師卿”,亦能够為證。師饒既是卒史,又掌功曹,是本郡九卒史中的顯要者。他可能還是“吏師”,故“卒史憲丘驕孺”正在致送師饒的謁板中自稱“”。本墓中隨葬的謁板恰為10件,其致謁、受謁者有所分歧,前已詳述。若將這10件謁板當做一個整體,可見其包含了5種成分,如下圖:

  《君兄繒方緹中物疏》為墨書,隸體,筆迹清晰,共3欄。標題寫正在木牘的左上方,字較大。標題之左,陈列諸物的名稱及數量。其圖及釋文如下:現將《疏》中所記諸物分為文具與文本兩類,顺次考辨。先來看文具。

  )繩杅一“杅”,同“盂”,水器。《公羊傳·宣十二年》:“杅不穿,皮不蠹,則不出於四方。”何休註:“杅,飮水器。”《後漢書》卷七八《宦者列傳·呂強》:“尸子曰:君如杅,平易近如水,杅方則水方,杅圓則水圓。’”李賢注:“杅,椀屬也,音于。字亦做盂。”此物亦見於西北邊塞漢簡。如居延漢簡145.28:“今遣遂收取所亡杯、杅。”居延新簡E.P.T44:62:“般(盤)三,杅一。”“繩杅”,應為帶繋繩的杅。此器或為木質,可用來盛儲洗筆之水或飲用之水。望都漢墓壁畫中有“从記史圖”和“从簿圖”。圖中人物皆坐於矮榻;榻前地面各放置一個三脚的圓形硯,硯中盛墨汁和研子;硯的旁側,各有一帶底座的小型白色容器,當係水器。本《疏》中的“杅”或“掊(桮、杯)”的功用當與之類同。此物未見於《發掘報告》。

  其二,本墓所出簡牘中的兩件贈錢名單。此中一件寫有日期“永始二年十一月十六日”,記錄了101人的姓、字及所出錢數,總計為21700錢。正在該名單的末尾,注有黑色圓點“”和“外大母”三字。另一件無日期,以“蕭从簿”為首,共記錄了99人的姓、字(有沉姓、字者)及所出錢數(此中有幾人所出錢數不明),總計約24700錢。正在該名單的末尾,注有黑色圓點“”和“季母”二字。這兩次贈錢活動可能分別與師饒的“外大母”(外祖母)、“季母”(嬸母)有關,參加者各百人摆布,每人所出錢數為一百、二百、三百、五百、一千不等,兩次贈錢的總額皆正在二萬以上。據此,能够想見師饒所處的階層、他的影響力和人脈。

  范常喜認為,此《疏》中的“管”當指“竹製筆套”,並指出“當前所見出土戰國至秦漢時期的毛筆多裝正在管形筆套當中”。見范常喜,前引文,第172頁。其說大致不差,但欠準確。據《發掘報告》,本墓出土的韜筆之管為“木胎漆管”。

 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拾掇小組:《張家山漢墓竹簡[二四七號墓]》(釋文修訂本),文物出书社2006年,第46頁。

  分見胡繼高:《一件有特色的西漢漆盒石硯》,《文物》1984年第11期,第59—61頁及彩色插頁;中國漆器全集編輯委員會:《中國漆器全集》3,漢,福建美術出书社1998年,第155頁259圖,第164頁277圖;天長市文物办理所、天長市博物館,前引文,第9。

  其三,本墓所出簡牘中的“君兄衣物疏”(YM6D12)。該衣物疏記錄了師饒的隨葬衣袴衾被等,“凡卌九領”。這些衣物大多是絲織品,如“繡被二領、縹被一領”、“(縹)綺衾一”、“青鮮支中單一領”、“(縹)綺復衣一領”、“霜丸(緗紈)復衣一領”、“青綺復襦一領”、“早丸(皁紈)大絝一”、“練早(皁)大绔一”、“早丸(皁紈)諸于一領”、“糸履一兩”、“繒履一兩”等。此中,“繡”是刺繡,此處應指絲質繡品;“綺”、“鮮支”、“丸(紈)”、“練”、“糸”、“繒”等,皆絲織品名。這件衣物疏也是墓从較為富有的家道的反映。

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、省文物办理處:《滿城漢墓發掘報告》(上),文物出书社1980年,第105—107頁。

  今存的漢代石硯多出於墓葬。常見者為以下兩類:一是有三脚的圓形硯,其體量較大,厚沉而沉穩;一是板狀的長方形硯,無脚,小而扁薄,往往配有漆木盒。尹灣6號墓、西郭寶墓所出的石硯即屬後者。與之同類的,還有山東臨沂金雀山11號漢墓的石硯、江蘇揚州邗江甘泉鄉姚莊101號漢墓的石硯、揚州西湖鄉胡場15號漢墓的石硯、安徽天長19號漢墓的石硯、山東日照海曲漢墓的石硯等,它們當皆可稱做“板研”。這種“板研”的外形輕巧美觀,其長、寬與常見的漢代牘板近似(本墓所出木牘的尺寸詳後文“板旁橐”條),大約是便攜的樣式,可裝入書囊,其時正在今山東、江蘇、安徽一帶似較為风行。有研究者認為,這類石硯多出正在棺室內,其概况常見殘留的墨迹或其他顏料,伴出的器物往往為銅鏡、梳篦等,則此物似亦可用來化妝,故難以確定為專用文具。不過,本墓此《疏》所記錄的是書囊內的物品,且該“板研”與刀、筆、筭等文具同列,故為文具無疑。(

  正在這份記錄的遷、除、補情況的“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”裏,可供討論的有120人。此中,寫明“以功遷”、“以功次遷”的有73人,約占61%,顯示出“功”是當時升遷的次要途徑。此亦可見功曹職務的主要。關於漢代功次轨制的研究,可參看[日]大庭脩著、林劍鳴等譯《秦漢法制史研究》,上海人平易近出书社1991年,第442—457頁;生《居延漢簡中的“功”與“勞”》,《文物》1995年第4期,第51—55頁;廖伯源《簡牘與轨制:尹灣漢墓簡牘官文書考證》,廣西師範大學出书社,2005年,第32—36頁。

  漢畫像石中可見簪筆或珥筆的圖像,如山東沂南北寨東漢墓畫像磚,見山東省沂南漢墓博物館:《山東沂南漢墓畫像石》,齊魯書社,2001年,第17頁。

  師饒入殮時的穿著,據《君兄衣物疏》所記,包罗上服:“(縹)綺復衣一領,衣”,“青綺復襦一領,衣”;下服:“早(皂)丸(紈)大绔一衣,衣”,“練小绔二,二衣”;外罩長服:“早(皂)丸(紈)襜褕一領,衣”。其顏色為縹、青、皂和白(練之色)。

  a曰:“簪筆,插筆於首也。牘,木簡也。”這是廢帝劉賀會見山陽太守張敞時的樣貌。《漢書》卷六九《趙充國傳》:“(張)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。”張晏曰:“橐,契囊也。近臣負橐簪筆,從備顧問,或有所紀也。”張安世正在武帝時曾為尚書令、光祿医生。《三國志》卷六《魏書·董二袁劉傳》注引《豪杰記》:“都尉、中郎將、刺史千石正在郿者,各令乘軒簪筆,為白導從。”又《晉書》卷二五《輿服志·中朝大駕鹵簿》:“笏,古者貴賤皆執笏,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……有事則書之,故常簪筆,今之白筆是其遺象。”大約古時官員往往偕筆,以備記事,為取用便利而插於頭,後來又演變成一種禮儀。

  對本墓之墓从身份的鉴定,除考慮墓葬的形制等要素外,次要依據本墓所出簡牘中的謁板,《發掘報告》已有論述。此處再稍加辨析。這批謁板共有10件,皆與一個姓“師”、名“饒”、字“君兄”、被卑稱為“師卿”的人有關。此中2件當為其自用:1件签名“東海大守功曹史饒”、“師君兄”,進謁對象為長安令兒威卿;另1件用於呈送本郡太守的文書“府君記”,签名“東海大守功曹史饒”。其他8件的進謁對象皆為“師卿”或“師君兄”,由8人分別遣吏致送:由“五官掾副”、“卒史憲丘驕孺”(兩人皆郡府屬吏,當爲師饒)“奏从吏師卿”、“進从吏師卿”;由“東海大守級”(東海郡行政長官,當為師饒)“進卒史師卿”;由“沛郡大守憙”(沛郡行政長官,該郡正在東海郡之西南)、“琅邪大守賢”(琅邪郡行政長官,該郡為東海郡北鄰)、“楚相延”(楚國之相,該王國為東海郡南鄰)“進東海大守功曹師卿”;由“容丘侯”(容丘國之侯,該侯國正在東海郡南部境內)、“良成侯”(良成國之侯,該侯國亦正在東海郡南部境內)“進師君兄”。此中,“東海大守級”是代為“侍謁者徐中孫、中郎王中賓、丞相史后中子”等3位京師的“拜請”。按此,可知師饒應即墓从,其生前曾為東海郡功曹史、卒史。

  蔡萬進指出,卒史排正在“大守丞”之後、“屬”之前,表白“漢時諸郡曹史與卒史應該存正在著某種對應關係”。見蔡萬進《尹灣簡牘所反映的漢代卒史署曹轨制》,第271頁。其說是。

  見《後漢書》卷一《光武帝紀》,第10頁;《後漢書》卷逐个《劉玄列傳》,第471頁;《後漢書》志十三《志·服妖》,第3270頁。

  《發掘報告》說“今之溫泉鎮西漢時當屬東安故縣”,見連雲港市博物館等,前引書,第155頁。案本墓所出“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”(YM6D2正):“東安吏員卌四人:相一人,秩三百石;丞一人,秩二百石……侯家丞一人,秩比三百石。”則漢成帝時該地當屬東安侯國。正在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中,今連雲港一帶西漢時為東海郡朐縣。見譚其驤: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(秦·西漢·東漢時期),中國地圖出书社1982年,第19—20頁。

  正在本墓所出的文本實物中,《神烏傅》是独一的文學做品。正在本《疏》所記的8件文本中,大要也是如斯(不計未能確定的“《列女傅》”)。

  參魯专一(Michael Loewe):《尹灣漢墓中的行政文書》,收入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《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,中華書局2005年,第407頁。

  “記”亦可指的公函教命和的進奏文書。例如,居延新簡E.P.T43:5:“第十七候史張持府記、尉檄詣官。”《漢書》卷八三《朱博傳》:“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。”《文心雕龍》卷五《》:“公府奏記,而郡將奏牋。記之言志,進己志也。”“元延二年日記”亦記載:“(三月)辛巳,宿家,奏記。”此類的“記”,倘若其篇幅較大而書於簡冊或縑帛長卷,則可稱“記一卷”。

  10)板旁橐一具板旁橐,盛牘板的旁橐。旁橐,佩正在身側的囊袋,該物見居延新簡E.P.T59:2:“嚴持絳單衣、甲帶、旁橐、刺馬刀。”又,江陵鳳凰山8號漢墓遣冊第32簡:“旁一。”此“旁”當同“旁橐”。另,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遣冊第47簡亦記載:“旁囊一。”班固《與弟書》:“遺仲升獸頭旁囊,金錯鉤也。”《宋書》卷十八《禮志五》:“漢代著鞶囊者,側正在腰間。或謂之傍囊,或謂之綬囊。然則以此囊盛綬也。”因橐、囊二字能够互訓,故“旁囊”、“傍囊”以及“鞶囊”、“綬囊”等,應與“旁橐”略同,或就是“旁橐”。此類囊袋可綴於帶。《晉書》卷二五《輿服志·中朝大駕鹵簿》:“革帶,古之鞶帶也,謂之鞶革,文武眾官牧守丞令下及騶寺皆服之。其有囊綬,則以綴於革帶,其戎服則以皮絡帶代之……或云漢世用盛奏事,負之以行,未詳也。”特別應留意的是,此類囊袋不僅能夠盛綬,“漢世”還用來“盛奏事,負之以行”。而所謂“奏事”,應是指奏事用的笏板、簡牘之類。則知旁橐的確可盛牘板。“一具”,一套。《說文·